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事态严峻，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然于3月14日将当下的欧洲形容为疫情的“震中”。值此时，英国近来围绕“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表态，以及法国、德国政府官员的相关说辞，随即引发了广泛关注及争议。
在遭致各界批评后，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Matt Hancock）3月15日称英国已基于专业知识制定了一项抗疫计划，“群体免疫”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仅是一个科学概念，而不是目标或战略。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于3月16日在唐宁街十号表示需要实施“严格措施”（drastic
actions），并且宣布自即日起，英国人“应该尝试”（should try to）在家办公并“自愿杜绝”（voluntarily refrain from）不必要的旅行和社会接触。
汉考克和约翰逊此言被认为是英国政府改口放弃“群体免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准确地讲，所谓“群体免疫”从来就不是抗疫政策、计划或措施，而是抗疫思路，又或者说是对疫情前景的认知。
3月12日，瓦伦斯（右）在该记者会上提及的“群体免疫”引发巨大争议
且不说英国政府如今只是宣布“有症状者和老人家在家隔离”、“取消学校出国活动”、“建议有疾患的老年人不要乘邮轮”，其当下思路依旧未有改变。也因此，即使被各方批评，英国政府对国民的建议依旧是保持冷静，期待国民自愿防疫，甚至依旧拒绝强制关闭学校、餐厅、影院、酒吧、体育场所等公共场所。
那么，英吉利海峡彼岸呢？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欧盟（EU）国家，法国与德国相继实施了远比英国更严格的措施。譬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已然将现况描述为“战争状态”，并要求国民若想离家出行，则必须在指定的官方网址登记事由，否则便将面临38欧元（约合40.5美元）的罚款，且由10万名警员负责落实。德国方面，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于3月18日晚间极为罕见地发表电视讲话，向全体国民呼吁新冠病毒肺炎是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挑战，“关乎生死存亡”。
从应对措施上看，法国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各国都已经先后落实相对严厉的社会管制措施，与英国、美国依旧依赖国民自觉防疫的作风颇为不同。可是，措施虽然严格，但在认知维度，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政府，似乎也有与“群体免疫”类似的判断。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面临病毒的存在，而人口没有免疫力，亦没有治疗措施，那么60%至70%的人口将会被感染”，“（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放缓病毒的传播，避免医疗卫生体系负担过重。重中之重是争取时间”。法国政府则表示，“法国防疫策略从一开始就不是阻止疫情，而是延缓疫情扩散”，我们预估“最终50％至70％的法国人口将感染新冠病毒（SARS-CoV-2），这会形成‘多数免疫’（dimmunité majoritaire），致使病毒自行消失。”
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6日宣布全国封锁15日，以10万名军警禁止民众非必要外出
换言之，英法德等国政府虽然采取的防疫政策、措施不同，但认知上皆认为“病毒无法消失”，“人类终将与这次的新冠病毒共存”，共存的必要前提就是社会形成“群体免疫”，因此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落实各国程度不一的社会管制措施，避免短时间内大量人口被感染，同时优先确保重症患者得到医治，避免医疗体系瘫痪。
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的“消灭病毒”思路有本质差异。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情况为例，中国政府的做法旨在最大限度检测人口，从社会上全面根治可发现的病例，最终让新冠病毒和当年的非典（SARS）病毒一样，只存在于实验室内，不与之共存。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步调一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参考中国落实严格“零容忍”措施，人类是能将这次新冠病毒彻底消灭的。
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种政治执行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民选的政治制度也让决策者受限，因此很多科学家和决策者才会从一开始就认为病毒是无法彻底消灭的，且今年之后，未来还会爆发。这也就回答了约翰逊政府何以能冠冕堂皇地讲出“群体免疫”这种话。
约翰逊本来就是保守派，相对于“人命关天”的价值观，其原本就有物竞天择的倾向，从其言谈来看，似乎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可以忍受的。而民选制度在应对这种需要大量社会动员和资源调配的事件时，原本就存在缺陷，这种客观事实也成了约翰逊的借口。
可是，纵有这种借口，也改不了其政府不负责任的事实。
首先，约翰逊政府在1月2月期间，对东亚、中亚乃至南欧的疫情作壁上观，明知病毒无论如何都会传入英国，却不懂未雨绸缪。此为约翰逊政府不负责的第一点——在这一点上，欧美各国都相差无几，唯有德国政府在准备物资、预防疫情等方面的作为明显优于其他欧洲国家，却也有所不足。
而后，约翰逊政府在毫无努力的情况下便摆出“群体免疫”的说辞，不懂得迎难而上，却摆出“病毒终将与我们共存”的思路，无异于推卸责任。此为约翰逊不负责的第二点——在这一点上，欧陆国家甚至包括日本，虽然也有一样的“群体免疫”认知，却并没有以此为挡箭牌，而是在程度不一地推进各项预防及调配措施。
最后，在被舆论批评后，约翰逊政府虽然撤回“群体免疫”的说辞，在行动上却依旧没有任何担当，仅凭呼吁民众自觉，发布社交出行建议这种方式，难道是担心英国国民过于短视，无法接受“封城”？担心民意反弹，影响到他自己到手不久的首相大位？国民人身安危和自己的首相职位，孰轻孰重？此为约翰逊政府不负责任的第三点——在这一点上，欧陆国家处理措施远优于英国，即便是“不堪重负”的意大利，其政府也至少在很努力地应对。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府，甚至连约翰逊政府亦不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后知后觉地发现疫情会影响其连任后，俨然开始推卸责任，找替罪羊。
客观而言，各国国情各异，面对此次疫情有不同的处理思路，这是正常的。“群体免疫”也有其逻辑，我们不必因此而指责任何人。可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纵使其社会文化不同、制度设计不同，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其人民免受灾害、不公的权益。